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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说“人一走,茶就凉”这句话的,原来是这个著名的可爱老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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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2年初,汪曾祺在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。

1963年冬,北京京剧团接到江青交来的沪剧剧本《芦荡火种》,并奉命改编成现代京剧,此剧即为后来享誉中外的现代京剧样板戏《沙家浜》。北京京剧团迅速组织成以汪曾祺为主要执笔者的创作小组。从此以后一个很长的时间,汪曾祺的起落沉浮就与现代京剧《沙家浜》联系在一起了。

汪曾祺在写于1991年11月22日的一篇题为《关于沙家浜》的文章中这样记述道:“我和肖甲(副团长)、杨毓珉(艺术室主任)去改编,住颐和园龙王庙。天已经冷了,颐和园游人稀少,风景萧瑟。连来带去,一个星期,就把剧本改好了。实际写作,只有五天。初稿定名为《地下联络员》,因为这个剧名有点传奇性,可以‘叫座’。”

在将沪剧《芦荡火种》改编为京剧的过程中,《地下联络员》只是一个匆忙的起点,但这个起点不容忽视,对汪曾祺来说尤其具有特别的意义。这是他调入北京京剧团后第一次接受的正正规规的创作任务,当时,他根本想不到从此将与这出戏结下不解之缘,并随着这出戏起落沉浮,演出他人生中悲喜交加、宠辱相伴的终生难忘的一幕。

“汪曾祺才气逼人”

早在五十年代,汪曾祺就有一个明确的想法:“提高一下京剧的文学水平,提高其可读性。”在汪曾祺看来,“决定一个剧种的兴衰的,首先是它的文学性,而不是唱作念打。”而一个戏曲剧本的文学性的高低,又取决于唱词写得好不好。汪曾祺尝试着在限制性很强的板腔体唱词中,吸收一点曲牌体的格律,吸取一点新诗的格律,创造一点新的格律,尽可能使唱词变得丰富充实和多姿多彩起来。京剧唱词贵在浅显,汪曾祺觉得浅显本不难,难的是于浅显之中见才华。在这种情况下,汪曾祺深厚的文学功底起了作用。

那个时候,北京京剧团上上下下信心十足,气氛热烈。排练场上挂着“百排不烦,百练不厌”的大幅标语,每天排练时间长达七八个小时。主创人员与演员们一道坚守在排练场,发现不妥处立即当场研究修改办法。团里的肖甲和迟金声都是导演,两人既紧密合作,又有明确分工,肖甲主抓阿庆嫂的戏,迟金声主抓新四军的戏。一次,两人在一起再次研究阿庆嫂的唱腔设置时,都觉得阿庆嫂的唱段,在《智斗》一场里基本按照原先沪剧的路子顺下来很好,但到了后面的《授计》一场,就显得缺失了。汪曾祺在这里给阿庆嫂写了四句唱词,显得少了,按剧情和人物需要,都得唱上一大段才合适。两位导演有了共识以后,立刻约上汪曾祺,让他现场落实兑现。“只见汪曾祺在房间里低头凝神来回踱步,口中似有似无般地念念有词。也就是二十来分钟的样子,说声:‘行了!’于是落座提笔,一段长达十八句的唱词一挥而就。这就是后来阿庆嫂那脍炙人口的‘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’大段唱腔的由来。”(迟金声:《从<芦荡火种>到<沙家浜>》)

许多年以后,回忆起这个经典唱段诞生的经过,迟金声依然恍如昨日,记忆犹新。肖甲的评价只七个字:“汪曾祺才气逼人!”

”人一走,茶就凉”

汪曾祺最为自得的是如今已成为经典的《智斗》和《授计》两场。

在《智斗》中,当刁德一抓住阿庆嫂说的“司令常来又常往,我有心背靠大树好乘凉”,阴险地提出:“新四军久在沙家浜,这棵大树有阴凉,你与他们常来往,想必是安排照应更周详?”这时阿庆嫂洞察刁德一毒如蛇蝎的用心,胸中怒火万丈,脸上却不露声色,她唱道:

垒起七星灶,铜壶煮三江。

摆出八仙桌,招待十六方。

来的都是客,全凭嘴一张。

相逢开口笑,过后不思量。

人一走,茶就凉。有什么周详不周详?

这段唱词既准确地表现了阿庆嫂作为茶馆老板娘的职业特点,又软中带硬地把刁德一的敲打不客气地顶了回去,连刁德一自己听了也不得不佩服阿庆嫂“说起话来滴水不漏”。戏演到这里,每次都是全场欢声雷动,掌声不息。这是赞扬剧中人物阿庆嫂的机警,也是称赞剧作家的巧思。

片描述

原先在沪剧《芦荡火种》中,这一段唱词是:

摆出八仙桌,招待十六方。

砌起七星炉,全靠嘴一张。

来者是客勤招待,“照应”两字谈不上。

从以上两个不同剧种的剧本、在由同一人物唱出的相同思想内容的唱段比较中,无需再作深入的分析,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出,沪剧本的原创唱词为京剧本的进一步加工改造奠定了基础,而京剧本在原沪剧本基础上重写的唱词,点石成金,化平俗为神奇,大大提升了其文学性,这是显而易见、无需争辩的事实。

“垒起七星灶,铜壶煮三江”,这一段西皮流水是传统京剧中少见的。一般西皮流水是七字一句,汪曾祺却用五言,觉得这样才能烘托出气氛。当时负责唱腔设计的琴师,觉得五个字不好安腔,汪曾祺坚持请他再试,但也写了一段七言的,以备替换。最后五言唱词的音乐设计终于出来了,不仅很有特色,而且一唱成功,广为流传。

这段唱词的核心是“人一走,茶就凉”,汪曾祺说,没有这一句,前面的一大堆数字游戏式的唱就全部白搭,全是废话,等于零。

“人一走,茶就凉”完全是汪曾祺自己反复琢磨后写出来的,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,由阿庆嫂在舞台上唱出后,传播很快,流传很广。汪曾祺不是计较名利的人,但对“人一走,茶就凉”这句话,他曾在一篇短文中郑重说明:“前些时见到报上说‘人一走,茶就凉’是民间谚语,不是的。”(关于《沙家浜》)不仅如此,他还坦诚地说,“人一走,茶就凉”和紧接着的一句“有什么周详不周详”,体现了他和同事们在改编时刻意追求的奋斗目标:“希望做到人物的语言生活化、性格化。”他说:“这个目标只有《智斗》一场,部分地实现了。《智斗》是用‘唱’来组织情节的,不得不让人物唱出性格来。”

有一次周总理布置工作时最后加了一句:“咱们可不要‘人一走,茶就凉’呀。”汪曾祺听到后十分高兴。一个人一辈子写的东西,能有几句话长久传下去,足以令作者感到欣慰和激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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